律师告诉您：有理，但官司打不赢的10大原因

作为律师执业多年，接待了数以万计的当事人咨询。很多当事人的案子经过了一审、二审、再审、不断地上访申冤，经历的时间少则一年半载，多则十年八年。认真听来，有些当事人确实有理，但最后还是输了官司，究其原因，归纳有如下十大原因：
自作聪明

有些当事人，遇到纠纷之后，就在报纸、电视、网络上收集一些法律信息，有的当事人还买很多法律书籍看，一时间，认为自己把法律搞懂了，自以为是地打官司，结果是一错再错，本来是可以打赢的官司，结果输的一塌糊涂。可悲的是，这些当事人到最后还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输的官司。而且这样的当事人输了官司后总是迁怒于法官。
永远只说自己想说的

打官司，不是只说自己想说的和爱说的话，而是要说法官想听到的、对方不想听到且无法反驳的话。只说自己想说的话，往往是在帮助对方。这些当事人把打官司当成了吵架和拉家常。
用生活的经验代替法律的逻辑

生活和打官司完全是两码事，生活只要守住底线，人就是自由的，但官司，更多的是五花八门规则下的各种环节与程序，这种环节与程序稍纵即逝。官司不是一个饭局，今天不能来还可以下次再聚，官司是：你今天不来，你就输了。

笔者遇到一起自诉案件的当事人：老师将学生打得骨折，构成轻伤，老师面临坐牢失业的风险。事发后，老师吓得要命，给当事人下跪，镇教育站领导出面说情。作为家长的当事人自认为事实是铁定的，这场官司是赢定了，在没有请律师取得证据的情况下，用不扎实的材料向法院起诉。结果被告人和知情人结成联盟，全面反水，等他醒悟过来，取证的最好时机已过，再已无法取证了，他始终想不通，法院怎么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判他败诉，他的案子实在是太冤了!
到处咨询律师　

现在有这么一些当事人，遇到法律问题后，到处咨询律师，而且这种咨询往往是免费的。他们咨询之后，以为掌握了法律的技巧，其实不然。一个成熟的真正的律师，法律的技巧永远只会在他的内心而不是口头。
把希望寄托在关系上

一个官司打的面目全非，被对方完全占据了主动，这个时候，你找关系也没用了。其实所谓的关系并帮不了什么忙，最多只是个顺水人情。当你的官司被动得要输的时候，关系也帮不了你了。真正给你结果的是法院，现在，还有几个法官为了真心帮你而丢掉他的饭碗?甚至是坐牢?
找律师是为了让律师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不少当事人找律师，不是为了听律师的建议，不是为了得到法律专家的帮助，而是为了找一个律师来赞同自己的观点，找一个专业人士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如何的正确。这样的当事人，我遇到了无数个，他们要委托我，我总是说：你没必要委托律师，因为你并不需要律师。
不愿意花钱请律师　

有人认为花钱请律师没用，有人只愿意用廉价的钱请律师。我常说，在能力许可的情况下，不愿意花钱请律师请好律师，不是一个理智的做法。
不信仰法律

不信仰法律的人，从来打不赢官司。你要法律给你一个结论，你就要信仰他，你是真心向佛还是假意向佛没关系，但你必须要拜佛才行。
盲目信仰法律

对其他任何事物的信仰都可以是单纯的，唯独对法律的信仰需要技巧。法律通过程序才能实现公平正义，但程序其实就是技巧。忽视专业技巧就是轻视程序，轻视程序就是对法律盲目信仰，盲目信仰法律就要输官司。
不总结输官司的教训

有的当事人的官司一审败了，如立即总结教训是可以在二审中转败为胜的，但遗憾的是，这些当事人没有能力总结教训，而是愚蠢而固执地错误到底。更遗憾的是，他们永远以为自己是对的他人是错的，法官是糊涂的。

司法救济是弱势群体保护自己权益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当事人找到我，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不能让他们绝望地说：“冤死不告状，饿死不做贼。”我要尽可能地帮他们找到公平。这也是每一位律师的使命。

离婚，不出庭的5种特殊情形+4种后果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离婚案件有诉讼代理人的，本人除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仍应出庭;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3条规定：“人民法院调解案件时，当事人不能出庭的，经其特别授权，可由其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可由委托代理人签名。离婚案件当事人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参加调解的，除本人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应当出具书面意见。”

哪些情况属于“特殊情况”呢？

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此没有明确规定。这一点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于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规定，具体包括下列情形：

(一)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

(二)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

(三)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

(四)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

(五)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

但必须向法院提交自己对是否离婚以及对财产分割、子女抚养问题的书面意见。

因此，一般来说，在民事案件中，诉讼当事人全权委托了代理人的，本人可以不出庭参加诉讼，但由于离婚案件的特殊性，即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是否离婚以及财产的分割处理，涉及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必须由当事人真实表达意思，法院才好依法处理，而且法院还要进行调解，只有在调解无法和好的情况下才判决。所以，离婚案件除特殊情况外，原则上必须本人出庭。

如果你出国前，法院通知开庭审理你的离婚案件，你即使全权委托了代理人，也应当出庭。但若你出国了，则属于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形，这样你可以事先写好同意离婚的书面意见，届时由代理人交给法院。

原被告不出庭的后果如下：

1、如果原告本人不出庭，法院将作为撤诉处理。而撤诉后的6个月内，原告是无权就同一理由再次起诉离婚的(协议离婚和被告起诉离婚可以);

2、离婚案件中原告缺席的，被告反诉，缺席判决。

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允许中途退庭的，可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

3、离婚诉讼中，被告可以不到庭参加诉讼。

民诉法第130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4、民诉法第一百条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

法官策略：

在离婚诉讼案件的实践中，由于只有原告一方当事人参加诉讼，极有可能损害被告的婚姻权利，给审判工作带来被动和严重的不良影响，其弊端主要表现有：有的原告明知被告的下落但为了达到其个人目的而故意不提供被告下落;法院对被告是否下落不明缺乏有效的实质性的审查;离婚案件的实质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无法查清，被告一旦出现常常对判决结果持有异议等等。为解决这一矛盾，审判实践可以采取下列措施避免：

1、要求原告提供夫妻共同生活期间的财产情况及证明，子女关系方面的证明材料，感情方面的因素等等.总而言之要充分了解双方的各种情况以后，在被告还不出庭的情况下谨慎慎重的做缺席判决。

2、同时适用两种公告方式。1992年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8条规定：“公告送达，可以在法院的公告栏、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张贴公告，也可以在报纸上刊登公告;对公告送达方式有特殊要求的，应按要求的方式进行公告。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审判实践中，对公告离婚的案件在公告送达时，可采取在报纸上刊登送达公告的同时，在原告及被告直系亲属的居住地及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等公众聚集地的公告栏张贴公告。如被告的确下落不明，则缺席判决不会出现不良后果;如是原告隐瞒真实情况，则被告的直系亲属及相关的亲朋好友会设法通知被告;如是夫妻双方人为制造一方下落不明的假象，则原被告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其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有关情况，可避免当事人借假离婚规避法律。

3、明确下落不明的证明标准。在审理公告离婚案件时，可要求原告提交原被告及其直系亲属居住地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出具的下落不明的相关证明材料，结合原告的陈述，综合认定被告是否下落不明。

4、慎重分割共同财产。在当前审判实践中，公告离婚的案件，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时普遍存在两种做法：一种是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处理，将夫妻共同财产的一部分判给被告，并交由原告保管。一种是将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判给被告，但属于被告的财产折抵子女的抚育费归原告所有。这两种做法均存在弊端，前者保护了被告的合法权益，没有考虑若被告不再出现的情况，不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后者保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没有考虑将来被告出现的情况，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因此，法院因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处理财产时，应该判决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给原告，一半给被告，被告的一半财产交由原告保管，子女的抚育费可按照被告应承担的抚育费数额用被告的部分财产折抵。

5、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离婚案件，期限为六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延长的，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再延长三个月。

对于一方(主要是被告)确实失踪且符合宣告死亡条件的，法院可建议原告依宣告死亡制度申请宣告其死亡，以此解决当事人的离婚问题;对被告确属失踪的，应先依法申请宣告被告失踪(被告已被宣告失踪的除外)，然后再提起离婚诉讼;已进行过调解的离婚案件，后被告或被反诉人失踪的，可以依法进行缺席判决;被告或被反诉人、被上诉人逃避诉讼的，应敦促原告等当事人查找，知其下落后法院可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强制其到庭接受调解或庭审;对于其他情形，无法采取以上措施的，应依法中止诉讼，待找到失踪人或下落不明者后再予以恢复。

判例：被告无法出庭，判决离婚也行

原告起诉离婚，被告接到法院传票后，因其身在外地且生病住院，有特殊情况实在无法到庭参加诉讼，在向法院说明情况并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后，法院依据其书面意见，最后判决原、被告双方离婚。

2011年11月，刘某与其妻王某因感情问题分居4年后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院立案后，与王某通电话了解到王某身在外地，且身患疾病行动不便，难以到庭参加诉讼，法院考虑到其身体特殊情况要求其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并向王某邮寄送达了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王某随后向法院邮寄了送达地址回证及书面意见书，其在书面意见中明确表示夫妻感情破裂并同意离婚。后法院开庭审理判决双方离婚，被告签收判决书后表示服判。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离婚案件有诉讼代理人的，本人除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仍应出庭;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法院根据本条规定，认为被告确因特殊情况不能出庭，故要求其提交书面意见。通过其书面意见，法院依法快速作出了判决，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广告

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是指当事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通过采取恶意串通，捏造事实、伪造变造证据、虚构法律关系等方式提起民间借贷民事诉讼，意图使人民法院作出错误裁判和执行，侵害第三人、集体或者国家利益的行为。那么， 民间借贷涉嫌虚假诉讼改怎样认定呢？

▌最高法观点：

观点一：当事人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借贷关系真实存在，且借贷双方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和人员混同等情形，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双方构成恶意串通意图通过虚假诉讼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上海欧宝公司与辽宁特莱维公司企业借贷纠纷案

案例要旨：当事人一方主张另一方偿还欠款，但其自述及提交的证据和其他在案证据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矛盾，且从借款合意形成过程、借款的时间、资金往来情况、所有关联公司之间的转款情况、借款的用途、案件当事人在诉讼和执行中的行为等方面来看，当事人的诸多行为违背常理，亦未作出合理解释，由此可知，当事人一方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就案涉争议款项与另一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同时结合双方当事人明知债权人与当事人一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人员混同、关联关系的事实，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双方构成恶意串通，意图通过虚假诉讼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据此，法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虚假诉讼的当事人予以制裁。（来源：《人民法院报》2015年11月16日）

观点二：民间借贷纠纷中涉嫌虚假诉讼的十种行为方式的认定

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是指当事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通过采取恶意串通，捏造事实、伪造变造证据、虚构法律关系等方式提起民间借贷民事诉讼，意图使人民法院作出错误裁判和执行，侵害第三人、集体或者国家利益的行为。

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高发的形势下，如何有效遏制虚假诉讼，是摆在审判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难题，也是亟需解决的一个课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结合了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审判实践的调研结果，吸收了实践中的有益的经验做法，采纳了合理怀疑加综合判断的规范模式，总结出了可能是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十种行为方式。具体理解如下：

（一） 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对于民间借贷出借人是否实际出借款项，进而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是否系虚假诉讼，应考察出借人是否具有履约能力。 如果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应对其是否出借款项持有合理怀疑。当然，考虑到民间借贷的特殊性，也可能存在有些出借人从其亲戚朋友那里借款然后再行出借的事实，故在法院持有怀疑时，允许出借人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具备出借能力。

（二） 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就常理而言，其在民事审判中具有事实认定功能。司法实践中的案件事实并非客观事实的重现，而是法律人在已掌握的证据的基础上，根据法律规定和生活常识等对案件事实的重构。在这个过程中，日常生活经验等常理起到重要作用。不管是法官、律师还是侦查人员，他们在事实认定的时候，并非按照时间顺序一点点地将案件事实铺开，而是以证据为基础，验证某一事实假设能否站得住脚，前后是否会出现逻辑矛盾，能不能建构起前后一致的证据链。在上述事实验证过程中，常理就起到极为重要的筛选作用，一个事实假设要想经得起检验，它首先必须遵循常理，符合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经验。

当然，就当事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而言， 人民法院基于常理来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究竟如何加以审查并判断，还需要具体审判人员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进行综合认定，以形成心证。

（三） 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对于民间借贷纠纷而言，出借人在起诉时应提供初步的证据来佐证其主张。债权凭证应该是其中比较重要的证据。 债权凭证有多种，比如借款协议、收据、借据、汇款单、承诺函等。如果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往往会给审判人员带来虚假诉讼的表面印象。另外，虚假诉讼的证据一般为书证，虚假诉讼者为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编制的书证形式上完全符合法定条件，被告也都没有异议；但即使这样，虚构的事实仍然代替不了客观的事实， 如果审判人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发现书证有伪造可能的，即便双方当事人对证据并无异议，也应产生该诉讼系虚假诉讼的合理怀疑。

（四） 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案件程序的启动，多发生在以虚假诉讼一方当事人为被告的另案已经进入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但是财产尚未处置完毕前。当然，实践中也有部分虚假诉讼案件早于他案进入诉讼程序或执行程序，这种虚假诉讼就更加具有隐蔽性，更不易鉴别。所以， 就民间借贷纠纷而言，当事人在一定期间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的，则审判人员可对当事人系虚假诉讼产生合理的怀疑。

（五）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就民间借贷诉讼而言，当事人基于对其利益的关注，往往亲自到庭参加诉讼。在虚假诉讼案件中，为了避免露出破绽，当事人到庭率较低，大多委托诉讼代理人单独参加诉讼，给法院查清案件事实设置障碍。因此， 如果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且当事人所委托的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矛盾，则审判人员应对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发生产生疑问。

（六） 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一般而言，虚假民间借贷诉讼过程具有合谋性和非对抗性。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之间一般不具有实质性对抗。被告要么只让代理人到庭应诉，从而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要么选择还款期限、利息、违约金等非关键细节进行辩解，并不否认原告诉称的基本事实。在此情况下，审判人员就应警惕当事人的虚假诉讼性质。另外，虚假诉讼的双方当事人一方面力图规避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审查，一方面希望尽快达到其诉讼目的，往往倾向于调解结案，通过诉讼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因此， 对于当事人之间诉讼的对抗不符合常理，且当事人乐于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审判人员也应加以警惕。

（七） 借款人的配偶或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虚假诉讼往往是为了损害其他权利人的利益，因此对其他人的利益影响至为明显，而其他人也最关心这种诉讼的结果。例如，对于夫妻一方在离婚过程中出于逃避夫妻共有财产分割的考虑，虚构同他人的债务，并通过让债权人起诉的形式来达到其目的，在此情况下，夫妻另一方往往会提出异议。对于夫妻一方能够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的，审判人员应考虑到此诉讼是否是虚假诉讼的问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中，当事人往往通过串通的形式意图减少一方的责任财产，以达到损害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利益的目的。就此而言，如果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对此诉讼提出异议，则应引起审判人员的足够重视。因此， 只要是案外人的债权人对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提出异议，则审判人员应结合案件的其他事实加以综合判断。

（八） 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在市场经济中，当事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采取相对公平的交易方式。因此，如果当事人在纠纷中出现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则往往不符合市场交易的规则，因此，该种情况应引起审判人员的注意。在审理中，审判人员可以采用完全客观的认定方法，无需考虑当事人是否具有低价转让的合理理由。亦即， 只要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就应该引起审判人员的足够重视，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本条的规定综合判断是否构成虚假诉讼。至于何谓低价，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中对“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规定来加以认定。因此， 如果人民法院经审查发现当事人在其他案件中存在以地域市场价或者交易指导价70%进行交易的情形的，则可以考虑当事人有虚假诉讼的嫌疑。

（九） 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无论是放弃其实体权利，还是放弃其程序权利，均属于其对自己权利的行使方式，法律往往允许。但需要注意的是，自近代社会以来，权利的行使往往负担有限制条件。就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判断而言，当事人不正当放弃其权利，可能对他人的权利造成损害，审判人员有怀疑其系虚假诉讼的正当理由。而 对于不正当的判定，应以可能对他人的权利造成损害作为其实质的判断要素，不应将当事人是否认识到这种放弃会对他人的权利造成损害作为考虑的要件。

（十） 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本条规定是一个兜底条款，对于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需要通过审判实践进一步总结和补充完善。

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发现有上述虚假诉讼可能情形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事实上，由于虚假诉讼是由当事人虚构的，或者是由当事人所伪造的证据提起的，所以其在表象上往往存在上述情形的多种。由于诉讼是虚假的，虚假诉讼所围绕的证据不可能是客观事实，故不能形成证据链，因此也达不到证据链条上的法律真实，经常在借贷发生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等方面存在一些矛盾之处。至于如何确证构成虚假诉讼则需要审判人员基于具体的个案情形加以认定。 

 摘要：七起案例中，既有强奸未成年人等刑事案件，也有撤销监护权、侵犯未成年人健康权、侵犯受教育权等民事、行政案件，还有对被害人的未成年子女开展跨省司法救助的案件。集中发布这些典型案例，是要正告那些潜在的违法犯罪者，莫向未成年人伸手作恶，伸手必严惩、作恶必重判！

中新网5月18日电 最高法18日在微信公众号发布7件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典型案例。最高法指出，2013年至2019年，全国法院依法审理拐卖儿童、猥亵儿童、组织儿童乞讨等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刑事案件28975件，惩处罪犯29787人。对其中罪行严重、恶劣者，该重判坚决依法重判，该判处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死刑，绝不心慈手软，绝不姑息养奸，坚决铲除社会毒瘤，坚决伸张公平正义。

最高法称，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评价、指引功能和警示、教育意义，最高人民法院筛选了近年来审理的七起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典型案例。七起案例中，既有强奸未成年人等刑事案件，也有撤销监护权、侵犯未成年人健康权、侵犯受教育权等民事、行政案件，还有对被害人的未成年子女开展跨省司法救助的案件。有三起强奸案件，尽管未造成未成年被害人死亡或者重伤，但具有强奸幼女多人、多次的情节，犯罪动机卑劣，性质、情节恶劣，手段残忍，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人民法院仍坚决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集中发布这些典型案例，是要正告那些潜在的违法犯罪者，莫向未成年人伸手作恶，伸手必严惩、作恶必重判！

七起典型案例具体如下：

1.被告人何某强奸、强迫卖淫、故意伤害被判死刑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何某为达到利用幼女供他人嫖宿牟利的目的，单独或与他人伙同作案，使用诱骗、劫持手段，将被害人常某某(8周岁)、有智力残疾的谢某某(13周岁)、被害人杜某某(10周岁)拘禁在出租房内。期间何某多次对三名被害人实施奸淫，并致常某某轻伤，杜某某轻微伤。何某还拍摄三名被害人裸体照片及视频并通过QQ发布招嫖信息，强迫三名被害人卖淫。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何某采取诱骗、劫持等手段将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拘禁，后强奸并强迫其卖淫，其行为构成强奸罪、强迫卖淫罪；何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健康，其行为还构成故意伤害罪，且具有强奸幼女多人、多次的情节，犯罪动机卑劣，性质、情节恶劣，手段残忍，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从重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相关规定，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何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迫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依法核准被告人何某死刑。何某已于2019年7月24日被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严重侵害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健康，严重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安全感，性质恶劣，危害严重。对此类案件要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治，对罪行极其严重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让犯罪分子受到应有制裁。

近年来，犯罪分子利用网络实施犯罪的案件有所增加。未成年人辨别能力、防范意识相对较弱，更容易成为受害对象。本案警示我们，一定要加强网络监管，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网络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切实履行维护网络安全、净化网络空间的法律义务；学校、家庭要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情况的监督，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同时，本案也提示学校、老师、家庭、家长，一定要切实履行未成年人保护、监护法律责任。本案第三名被害人在上学途中被劫持，学校老师发现被害人未到校后及时通知家长，家长报案后，公安机关通过监控锁定犯罪分子的藏匿地点，及时解救了被害人，并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从而避免了犯罪分子继续为非作恶，更多未成年人受到侵害。

2.被告人赵某某强奸被判死刑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6月至2017年1月，被告人赵某某与同案被告人李某(女，已判刑)经共谋，由李某到河南省某县的初中学校寻找女生供赵某某奸淫。李某纠集刘某、吴某某、蒋某某、郝某(均另案处理)、谷某某、秦某某、李某某、赵某某(以上人员均系未成年人)等人，采取殴打、恐吓、拍下体照片威胁等手段，先后强迫被害人朱某某等在校初中女学生与赵某某发生性关系，共计25人32起，其中幼女14人19起。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某伙同他人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赵某某犯罪性质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相关规定，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赵某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依法核准被告人死刑。赵某某已于2019年6月4日被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严重损害儿童权益，人民法院对此类犯罪历来坚持“零容忍”“严惩处”的立场。对犯罪性质、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判处死刑，绝不姑息。本案被告人赵某某身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兼任多项社会职务，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却道德败坏，做出如此令人发指之事。赵某某的行为虽未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但其罪行对被害人的心理和生理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社会危害性极大，影响极其恶劣。依法判处并对赵某某执行死刑，彰显了人民法院从严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绝不手软的鲜明立场和坚决态度。

3.被告人王某利用网络强奸被判死刑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4月至2014年8月，被告人王某通过网络聊天、电话联系等方式，或经张某(另案处理，已判刑)、侯某某(未满十四周岁)等人介绍，以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强行与多名未成年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或明知多名被害人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仍与之发生性关系，先后对14名被害人实施奸淫23次，其中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11人。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采用暴力、胁迫手段强行与多名未成年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或明知多名被害人是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仍与其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王某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王某的行为致使被害人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其犯罪性质和情节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予以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相关规定，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依法核准被告人死刑。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利用网络平台，以威逼利诱等方式，利用未成年少女和幼女自我保护意识弱，对之实施性侵害的刑事案件。在本案中，王某预谋犯罪时即选择在校学生作为奸淫对象，被害人案发时均系小学或初中在校学生，其行为挑战社会伦理道德底线，主观动机极其卑劣。 王某的行为虽未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但对被害人生理心理造成严重摧残，社会危害性极大，影响极其恶劣。对王某判处并执行死刑，是严格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是彰显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4.跨省对被害人甲巴某某司法救助案

一、基本案情

被害人甲巴某某(彝族)生前在渔船打工。2017年11月，甲巴某某在从事捕捞作业时与船员郭某因琐事发生争执厮打，郭某持刀捅刺甲巴某某，致其死亡。案件办理过程中，山东高院承办法官了解到被害人甲巴某某家深处四川大凉山腹地的昭觉县，是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甲巴某某遇害后，留下6名未成年子女，妻子没有固定收入，家庭生活非常困顿。考虑到上述情况，承办法官向院司法救助委员会提出了司法救助申请。

二、裁判结果

山东高院司法救助委员会经审查认为，甲巴某某遇害后，其家庭生活困难，符合救助条件。为切实保护6名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本着“细致关怀、精准救助”的工作理念，用足用好司法救助政策，为其家庭申请了23万元司法救助金。

三、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司法救助是法院少年审判工作一项非常重要的延伸职能，本案是山东高院开展的首例跨省对少数民族未成年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的案件。为确保司法救助金能够切实保障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承办法官亲自将司法救助金和相关手续送到大山深处的被害人家，向被害人妻子讲解了司法救助的用意，与其签订了司法救助金使用监管协议，并邀请村支书作为保证人，由村支书监督救助金的使用情况。

经后续追踪，因为有司法救助金的支持，被害人的未成年子女的学习、生活和成长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次跨省司法救助，在当地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让更多更远的人了解到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工作，感受到了司法的温度。

5.原告周某诉被告张某、第三人张某某健康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第三人张某某未经行政机关许可、备案，在自住房内开办课外辅导班。被告张某在未取得相关资质的情况下，招收了原告周某等六名儿童，在张某某的培训场地开办中国舞培训班。2018年6月，周某练习下腰动作时，张某指示周某应加大下腰动作幅度，但未指导其适度动作，未予扶托保护，导致周某摔倒。周某回家当晚，发现有下肢肌力改变等症状，经多家医院住院治疗，后其伤情鉴定为三级伤残。周某遂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张某承担主要责任，张某某承担次要责任。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未取得相关资格证书，不具备儿童舞蹈教学的资格和能力，在培训教学中，未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特点合理安排练习和休息，在原告周某已连续多次下腰练习后指示周某加大动作幅度，且未予扶托保护，导致周某受到严重身体伤害。张某对周某受伤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第三人张某某未经主管机构批准、备案开办校外培训机构，对张某是否具备舞蹈教学的能力和资质进行审查和监督，对周某受伤应承担次要责任。判决被告张某赔偿原告周某各项损失948 168.26元；第三人张某某赔偿原告周某各项损失222 542元。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校外教育培训市场繁荣，一定程度上为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由于监管机制和安全保障工作的不完善，未成年人在培训机构受到损害的事件屡见不鲜。培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因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导致未成年人受到伤害的，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也警示广大家长，在选择校外培训机构时，应认真审查培训机构的办学许可、备案登记情况，对培训机构的安全保障机制、培训人员的从业资质要尽可能有所了解，确保孩子在合法、规范、安全的培训机构接受教育。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切实强化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日常监管，对未经许可擅自开办的培训机构要及时取缔，对未履行从业人员资质审查、培训场所安全保障等义务的培训机构要依法惩处。

6.陈某被撤销监护权案

一、基本案情

陈某未婚生育一子小吕，小吕出生后被诊断患有多种疾病，治疗费用高昂且难以治愈。小吕生父瞿某因病身亡，陈某自小吕出生起便将小吕滞留在医院不予照料。法院以遗弃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小吕被送至上海市儿童临时看护中心。鉴于小吕生父身亡，母亲未尽监护人职责，且小吕祖辈均表示无力抚养小吕，上海市儿童临时看护中心向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陈某的监护权，并指定第三人静安区某居委会作为小吕的监护人承担监护责任。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父母有抚养、教育和保护未成年子女，保障其健康成长的义务。被申请人陈某作为小吕的母亲，对患有多种疾病的小吕不履行监护职责，拒绝抚养，不提供小吕所必需的生活、医疗保障，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故对申请人上海市儿童临时看护中心要求撤销陈某对小吕监护人资格的申请，依法予以支持。由于被监护人小吕目前没有其他亲属适合作为其监护人，第三人上海市静安区某居委会作为陈某户籍所在地居委会，表示愿意承担小吕的监护职责，故指定该居委会作为小吕监护人。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司法实践中多部门联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案件受理后，法院开展庭前社会调查，聘请社会观护员对相关监护人及本案的后续安置、抚养、审核监护机构资质等情况进行审查。在审理过程中，坚持依法高效原则，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与申请确认监护人两案同时立案、同步审理、同日判决。在没有其他近亲属适合担任监护人的情况下，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成长的原则，指定当地居委会担任小吕的监护人，避免被监护人出现监护真空的困境。宣判后，办案法院和法官持续对当事人进行跟踪回访，关爱观护其健康成长。

7.镇人民政府申请执行义务教育行政处罚决定书案

一、基本案情

马某为适龄入学儿童，其监护人马某哈、马某格牙无正当理由，未将马某按时送入学校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经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扎巴镇人民政府认定，马某哈、马某格牙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于2018年9月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马某哈、马某格牙处以罚款，并责令将马某送入学校就读。被执行人马某哈、马某格牙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复议，也未提起诉讼，且拒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准予强制执行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扎巴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裁定作出后，经法院多次执行，两名被执行人拒不履行义务。法院对被执行人马某哈依法作出了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决定书。在拘留期间，被执行人马某哈、马某格牙履行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所确定的义务，马某现已入学就读。

三、典型意义

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属特困区，当地农民有的不重视教育，不让适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现象较为普遍，严重违反义务教育法规定，严重背离法定监护职责。近年来，化隆回族自治县针对这一情况，采取了多项举措开展“控辍保学”集中行动。一年多来，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受理了几十起控辍保学的行政非诉案件，本案就是其中一起。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法院采取了巡回就地开庭的方式，以案释法，对旁听群众深入细致讲解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政策，让群众明白了作为监护人不送适龄子女上学是一种违法行为，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院通过此类案件的审理和执行，有力保护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使100多名留守儿童重返校园，受教育权得到法律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彩礼纠纷案件中能否将对方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的答复

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38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对涉婚赠与行为法律效力及时出台合乎法理的司法解释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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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涉婚赠与行为是附条件的赠与，在没有与对方缔结婚姻或最终离婚的情况下，赠与行为所附条件不复存在，我们同意您的观点。

对于婚前给付财物的性质问题，有学者称为附条件赠与行为，即以结婚为目的一方给予对方财物，一般数额较大。附条件赠与行为，如果条件不成或条件消失，给付方可请求返还。在农村特别是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来说，结婚给付财物（俗称彩礼）的现象比较普遍，通常是因旧俗所累，并非自愿。当两人因种种原因不能成婚时，一方要求另一方予以返还，法院一般应予支持，这也符合公平的法律理念和民间的风俗习惯。

针对审判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彩礼纠纷，为了统一裁判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上述司法解释中“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方请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是否生育子女、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以及具体返还的数额。

人民法院审理彩礼纠纷案件的案由是“婚约财产纠纷”，据有关统计，全国法院2014年一审受理的“婚约财产纠纷”为23092件，2015年为26088件，2016年为24545件。在实际生活中，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并非仅限于男女双方，还可能包括男女双方的父母和亲属，这些人均可成为返还彩礼诉讼的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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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被认为是终生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办，送彩礼也大都由父母代送，且多为家庭共有财产。而在诉讼中大多数也是由当事人本人或父母起诉，因此应诉方以起诉人不适格作为抗辩时，法院不予采信，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对于被告的确定问题也是如此，诉讼方通常把对方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一般习俗是父母送彩礼，也是父母代收彩礼，故将当事人父母列为共同被告是适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