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 第五条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彩礼，有的地方也称为聘礼、纳彩等，给付的彩礼，多为金钱，也有一些贵重物品。由于各地方情况不同、当事人条件的差异等因素，彩礼的数额及价值也不尽相同。但普遍看来，相对于当地人们的生活水平而言，给付的数额往往很大。有的当事人为了能满足这一要求，不得不全家举债，负担较重。在现代，彩礼依然在婚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种彩礼在婚前给付后，如果双方最终未缔结婚姻关系的，给付人多会要求返还。如果双方离婚的，也发生彩礼问题要求返还的情形。

审判实践中解决彩礼的问题比较棘手，除了缺少法律明确规定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与许多相关行为及现象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

彩礼与婚约的关系

婚约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订立婚约的行为，称为订婚或者定婚。婚约成立后，男女双方产生未婚夫妻身份。婚约在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早期的古代婚约，二是近现代婚约。早期古代婚约，是结婚的必经程序，“无婚约即无婚姻”。订立婚约的主体多为双方的尊亲属，即所谓的“父母之命”。此婚约一经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任意违约，也不得任意解除。发展到近现代的婚约，与前一种已经有所不同。它不再是结婚的必经程序，多数由当事人本人订立，通常没有什么法律约束力，全凭双方自觉履行，在解除时也不需要过多理由，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违约人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严格意义上讲，婚约问题与彩礼问题并不一致，两者有一定的联系，但各有各的情况。从我国目前的立法规定及审判实践中的认识来看，彩礼问题与婚约之间无必然联系，订立婚约不一定都要给付彩礼，彩礼问题与婚约的关系也并不如影相随。有时候双方订立婚约，并基于婚约而给付彩礼；有时双方之间并无婚约，也会发生给付彩礼的现象。因此，分析问题时不能把这两种情况相混淆。

二

关于彩礼与“借婚姻索取财物”

“包办、买卖婚姻”的关系问题

我们在此提到的彩礼问题，是一种民间习俗，是一种当地习惯做法。这种习俗或习惯虽然不值得提倡，但尚未被法律明文禁止。因此，彩礼问题不具有违法性。纠纷发生后，人民法院要依法进行审理，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予以保护。借婚姻索取财物和包办买卖婚姻则不同，它们是一种违法行为，被《婚姻法》和《民法典》所明文禁止。一旦被发现或者被查证属实，有过错一方的当事人，其权益将得不到保障。《民法典》第1042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由此可见，包办、买卖婚姻及借婚姻索取财物等行为都明确被法律所禁止。如果有这些情形的，为违法行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严加处理。实践中，彩礼问题与借婚姻索取财物，并非泾渭分明，可能存在混淆，彩礼问题与借婚姻索取财物及包办买卖婚姻等行为，有时会交织在一起。彩礼有时候会成为包办、买卖婚姻或者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时，所谓的“彩礼”已经不再是一种民间风俗，而是属于触犯了法律规定，依法要被禁止的行为。借婚姻索取的财物应当予以返还。包办、买卖婚姻的现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比较严重。经过严厉打击、不断进行法制宣传，现在已经很少发生。而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的行为，还时有发生，影响着婚姻自由原则的彻底贯彻、实施，必须采取措施，坚决杜绝。不过，现实生活中，有时候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的举证非常困难，当事人往往无法证明到底是索取财物还是对方主动赠与。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公布的《离婚案件财产分割问题的意见》第19条规定：“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离婚时，如结婚时间不长，或者因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对取得财物的性质是索取还是赠与难以认定的，可按赠与处理。”1989年公布的《同居案件若干意见》第10条中规定，同居生活前，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的财物可比照赠与关系处理；一方向另一方索要的财物，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84〕法办字第112号《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条规定的精神处理。虽然上述两个司法解释在本次清理中均予以废止，不能再直接引用，但相关的精神不违背《民法典》的规定，是可以参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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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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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返还彩礼诉讼的当事人

在实际生活中，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并非仅限于男女双方，还可能包括男女双方的父母和亲属，这些人均可成为返还彩礼诉讼的当事人。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被认为是终身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办，送彩礼也大都由父母代送，且多为家庭共有财产。而在诉讼中大多数也是由当事人本人或者父母起诉，因此应诉方以起诉人不适格作为抗辩时，以不支持为宜，以便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也符合社会生活实际。对于被告的确定问题也应作一体处理，诉讼方通常把对方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一般习俗是父母送彩礼，也是父母代收彩礼，故将对方当事人父母列为共同被告为宜。

二、关于彩礼返还的范围

确定彩礼返还时，要根据已给付彩礼的实际使用情况，考虑到双方是否为筹办婚事支付了必要的费用或者是否已经在实际共同生活中发生了必要的消耗等，在此基础上予以适当返还。在实际生活中，虽然双方没有共同生活，但是可能已经为筹办婚礼购买了生活用品或支付了其他费用，对于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情形，彩礼双方可能已经在实际共同生活中消耗。故在处理方式上应当灵活把握，真正体现公平原则 

三、其他特殊情形的考虑 

彩礼虽未被法律明确认可，但其仍具有强大的社会生活惯性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因彩礼问题产生的纠纷是司法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彩礼作为习惯，其本身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其内涵和方式。从近20年的社会发展情况看，由于农村人口结构的调整、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等因素，彩礼数额越来越高，但对婚姻的影响和约束反而在降低，尤其在农村，女性“闪离”后，并不愁嫁，相反，男性家庭因为给付高额彩礼，在离婚后，无力负担再娶的彩礼，导致很多社会问题的发生。为此，司法实践应当给予一定的重视。 

当事人在离婚时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彩礼用途、是否生育子女，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酌情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数额，以妥善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审诉讼请求 甲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乙男赔偿甲女医疗费40929.33元,误工费7830.57元,营养费3000元;2.判令乙男赔偿甲女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乙男承担。一审认定事实甲女现涉案陈述,双方于2019年9月网上相识后以男女朋友名义交往,当时甲女婚姻状况系离异,乙男称自己婚姻状况为离异;后双方于同年10月26日在甲女家中发生性关系,后双方又多次发生性关系。2020年4月19日甲女检查确认怀孕后告知乙男,乙男则要求甲女引产,现有双方聊天记录中显示乙男致甲女“亲爱的,这个事情真得很头疼,对吧,因为之前的话,我也跟你说过就是现阶段的话,我也不想要孩子,对于你的话我肯定是100%的这种疼爱,然后呢,你也知道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会不要你的,但是对于这个孩子,我觉得真得现在来的不是时候…”。

此后,甲女于2020年4月25日独自前往医院检查时即要求住院,甲女遂自己交纳了住院医疗费用,后在2020年4月27日由乙男陪同下做了引产手术,乙男当时在《流产手术知情同意书》家属栏签字,与患者关系栏写明为夫妻。甲女现陈述其在引产出院后,多次联系乙男均不予理会甲女,也没有支付引产的医疗费用。此后半年来,甲女精神低落,时常哭泣,曾就诊于北京安定医院,初步诊断为抑郁发作;甲女亦提交单位误工证明,显示单位知其引产手术请假减扣工资之情况。
现甲女认为乙男对其健康权造成侵害,故诉至法院要求赔偿。一审法院另查明,乙男时年与甲女交往时之婚姻状况为已婚。一审法院裁判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

本案中,甲女陈述因与乙男交往过程中的流产问题导致医疗支出及工作、健康受影响,诉求乙男赔偿医疗费、误工费、及营养费合计51759.9元,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乙男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乙男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本案庭审诉讼,视为其放弃了涉案相关诉讼权利;乙男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当庭查明的事实及证据材料,依法做出处理。

一审法院根据涉案之证据材料、双方的婚姻状况情形以及交往过程、引产环节、及甲女引产后的后续状况,认为乙男的涉案行为对甲女的身心健康等造成了相关困扰,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对甲女涉案诉求予以支持,但应结合甲女方的相关因素予以一并考量,故现酌定乙男给付甲女涉案引产所发生的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合计为40000元,另判令乙男给付甲女精神抚慰金10000元;对甲女涉案其他诉求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据此判决:

一、乙男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甲女涉案医疗费用、误工费及营养费款合计四万元整,另给付甲女精神抚慰金款一万元整;

二、驳回甲女涉案之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主张

乙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甲女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乙男并未对甲女的健康权造成侵害,所以甲女一审诉求中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产生都与乙男无关。乙男与甲女只是普通朋友关系,乙男并非故意隐瞒婚姻情况,双方聊天记录内容可以看出做引产实际是甲女本人的意愿,乙男去看望甲女只是出于朋友之间的关心。乙男与甲女不是夫妻关系,乙男虽然当时在《流产手术知情同意书》中与患者关系栏写明为夫妻,但乙男写的夫妻不能作为相关证据。

被上诉人辩称

甲女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乙男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针对乙男的上诉,辩称乙男隐瞒已婚的事实,谎称已经离婚,欺骗甲女与其交往,致使甲女怀孕并引产,乙男的行为与甲女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通过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说明双方不是普通朋友关系。乙男在聊天记录中自始至终未提过孩子不是乙男的,而且甲女住院期间乙男以丈夫身份进行陪护,因此甲女损害后果均与乙男有关。

二审法院裁判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

乙男提交双方微信聊天截图2页,证明双方只是朋友关系。甲女认可乙男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甲女提交双方微信聊天截图42页,证明双方系以男女朋友关系交往,乙男隐瞒自己已婚事实,且在甲女陈述有了乙男的孩子后其并未提出任何质疑。乙男认可甲女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乙男称双方交往期间,甲女从未问过其婚姻状态,自己也没有说过,否认向甲女说过自己是离婚状态,同时表示与甲女从未发生性关系。

甲女对乙男上述陈述内容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的证明效力亦予以确认。上述事实还有二审开庭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中,乙男虽上诉称其与甲女系普通朋友关系,甲女因引产导致的各项损失均与其无关。但是,根据在案证据及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陈述,结合双方交往情况、引产前后双方沟通过程及双方婚姻状态等,本院认为,乙男该项上诉意见,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乙男应就其涉案行为对甲女的身心健康造成的损害承担相应责任。

关于各项损失的赔偿金额,系由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予以酌定,标准和数额合理,本院不持异议。       

综上所述,乙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导语：很多小区物业，提供的服务质量差收不到物业费，不花精力改进服务，却花时间和钱找律师起诉欠费业主。这一招现在行不通了！长沙市望城区某小区物业服务不到位，导致大量业主不交物业费。于是，物业起诉了几十位欠费业主。没想到的是，法院判决物业费打折，同时要求物业提升服务质量。过了一段时间，物业又起诉了100多位业主，物业律师竟然还不同意法院调解。于是，望城区法院向该物业公司发出司法建议书称：将按同一折扣比例判决。

9月12日，三湘都市报记者从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获悉，该院日前向物业公司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物业改进服务，加强与业主的沟通，尽可能调解结案，节约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

目前，法院正积极组织业主与物业公司调解。

物业服务有瑕疵，法院判决物业费打折

长沙市民刘先生家住望城某小区，入住几年后，发现小区物业服务不尽如人意，开始拒绝交纳物业费。没想到，今年年初物业公司把他起诉到法院，索要最近两年的物业费。“号称‘高档小区’，但是物业服务与合同约定存在差距，小区里有人养鸡养鸭，还有业主违规加建，物业都不管。小区经常有外人来往也没人管，更不用说日常保洁、绿化养护那些了。”刘先生表示，“刚收房前几年我从来没拖欠过物业费，作为业主也提了很多回意见，物业没有改进才拒交物业费的。”跟刘先生一同被起诉的还有小区内的几十位业主，大家向法院提交了物业服务不到位的证据。法院认为，综合物业服务存在瑕疵、法院对该小区同类型案件的判决情况等因素，酌情认定刘先生应缴纳的2021和2022年的物业费按照合同约定的部分折扣进行计算。同时，为促进物业公司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管理和服务，对物业公司要求业主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刘先生对法院的判决认可，按照法院判决的物业费打折交纳了物业费。

200多位业主被诉，法院发出司法建议书

尽管刘先生一案结案，但仍持续有该小区业主被起诉到法院。这一次，在法院的调解下，业主表示愿意按照生效判决的折扣缴纳物业费，但物业公司一方代理人却称没有权限代为认可。

望城区法院向该物业公司发出司法建议书称：从2020年至今，望城法院已经受理了200多件该物业公司起诉该小区业主交纳物业服务费的案件。法院认为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在绿化维护养护、日常保洁清洁、安保安全、小区水系维护等方面存在瑕疵，判决业主按一定比例交纳物业服务费。对该物业公司现在提起诉讼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如果和此前同一物业服务区域、同一物业服务期间有生效判决，将按同一折扣比例判决。

法院建议，物业公司积极与物业行业主管部门及当地街道、社区沟通制定物业服务整改方案，提高服务品质，加强与业主沟通，分层分类解决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增加业主自主缴纳物业服务费的积极性；同时，积极配合法院做好调解工作，对同一物业服务区域同一服务期间已有生效判决的，业主同意按生效判决确定的折扣比例交纳物业服务费的，尽量诉前调解结案。

（五)关于彩礼返还的条件和比例

如前所述，现有的司法解释对于未办理结婚登记或未共同生活的情况明确规定了彩礼应予返还，但是对于已经共同生活（包括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和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已共同生活)的情况未予规定。而目前彩礼返还纠纷中，该种情形占比较大，亟待予以规范。对此，笔者认为，双方已经结婚并共同生活的，原则上，给付彩礼目的已实现，不应再予以返还。但基于目前的国情，考虑到彩礼作为习惯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在彩礼数额较大，而双方结婚时间较短，且男方无明显过错的情况下，可以酌情适当返还，以妥善平衡双方利益。如果给付彩礼一方存在家庭暴力、吸毒赌博恶习等过错的，一般可不予返还。确定是否返还彩礼以及返还比例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共同生活时间、生育情况、彩礼数额、彩礼使用情况。

1.共同生活时间

在处理彩礼返还纠纷时，共同生活时间应当作为确定返还比例的首要考虑因素。彩礼以缔结婚姻为最终目的，而婚姻是男女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的一种社会关系，而非简单地办理结婚登记一个即时的行为。因此，是否共同生活以及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对于彩礼是否返还以及具体的返还比例有重要影响。

司法实践中，在具体适用《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时，不仅要求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还要求“未共同生活”。因为有些情况下，虽然未办理结婚登记，没有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但是双方可能已经在当地举办婚礼并已经共同生活，此时，双方已具有婚姻的实质内容，要求全部返还彩礼，不符合习惯做法。总而言之，双方未共同生活，无论是否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则上均应返还彩礼；双方共同生活一段时间的，根据时间长短，确定返还比例；双方共同生活三年以上的，原则上不再予以返还。

2.生育情况

生育是婚姻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宗接代传统观念的重要体现。生育子女，对男方来说有一定慰籍，对女方身心又有较大影响。因此。生育情况应当作为是否返还彩礼的重要考量因素。一般来说，已经生育子女的，原则上彩礼不应当予以返还。

3.彩礼数额

彩礼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但彩礼无法保障婚姻长久。在当事人已经办理结婚登记并共同生活的情况下，给付彩礼的目的已经实现，一般不宜再判决返还。但是，在彩礼数额远远超出当地年人均收人和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彩礼已经失去其本身承载的功能限度，甚至异化为借婚姻索取财物。而民法典是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因此，彩礼数额过高的，应当予以返还。

4.彩礼实际使用情况

将彩礼实际使用情况作为彩礼返还的考量因素，关键在于查明彩礼是作为双方共同消耗，还是接受彩礼一方单方使用。如果彩礼用于双方共同生活、购置共同财产或者办婚礼酒席消费等，在彩礼返还时应当将该部分予以扣除。

5.关于“高价”彩礼的标准

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因此，判断彩礼是否属于“高价”，不宜一概而论，应考虑各种因素综合确定。笔者归纳如下：一是根据当地经济收入、消费水平和风俗习惯，确定彩礼一定幅度的上限金额或上限比例。比如，可以规定以不超过上一年度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至四倍为限。若当事人支付彩礼的金额高于上限金额或上限比例，可认定该彩礼属于“高价”彩礼（当事人家境富裕且自愿支付巨额彩礼的除外)。对于超出上限金额的部分，在已经共同生活的情况下，应考虑共同生活时间等因素酌情返还。二是通过审查给付方的经济来源、收入高低等，判断所给付的彩礼价值金额对于给付方家庭经济总量而言是否占比过高、负担过重。同时，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念，摒弃彩礼攀比之风，引领社会新风尚。

第一部分：情侣之间转账返还裁判思路

案例一：本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系盛某赠与何某的款项系一般赠与还是附条件的赠与，以及能否主张返还。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18年6月至2022年5月之间保持恋爱关系，在此期间除去有特定含义的节假日红包外，双方往来的款项经扣减后，盛某转账给何某的款项累计达34余万元。综合盛某的经济能力与双方的相处时间、款项的用途等因素，无论是从常理分析，还是从行为目的分析，本案款项已经超出男女日常交往互赠礼物的范围，应认定系盛某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赠与。虽然何某在交往初期表达过不愿意再婚的意思，但盛某向何某持续转账款项，一直帮助何某缓解经济压力，赠与的目的与共同生活的初衷息息相关，现双方因性格不合结束恋爱关系，这明显违背盛某进行赠与的初衷。一审法院考虑到盛某赠与行为发生时情感因素的影响，结合本案实际，判令何某酌情返还盛某21万元，符合公序良俗，本院予以维持。案例索引：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浙02民终70号民事判决书（裁判日期：2023年3月2日）案例二：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赠与合同纠纷。钟某在恋爱期间为汪某购置涉案车辆，该赠与行为属于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还是恋爱生活中的一般赠与，应根据赠与财产是否为具有大宗、大额特点的不动产和特殊动产进行认定。如一审判决所述，钟某的上述赠与行为属于赠送贵重财物，在汪某未能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形下，应推定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现双方未能缔结婚姻关系，钟某请求汪某返还赠与财产，二审判决根据公平原则，酌定汪某返还购车款的80%，并无不当。案例索引：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申13517号民事裁定书（裁判日期：2020年3月9日）

案例三：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杨某应否返还前所收到的款项和财物。对此，应当先行确定本案款项及财物交转的背景及原因，确定行为性质，而后依其性质及数额依法裁判。

首先，本案王某付出款项，虽未获得对价，但从双方微信、短信记录可以看出，其目的为维系双方恋爱，促进双方关系，杨某也给予了王某结婚的期待。于此，本案不宜按照无偿赠与合同简单处理。

其次，从王某给付款项的数额来看，王某主动给予的款项中，有“1314”有特定含义的数额，也有200等非大额的给付。本院认为，在已经给付的款项，有一部分系王某结合自身的经济条件而自愿给予，系为增进情谊而类似于好意施惠，民法对该类行为应当谨慎介入。换言之，不宜认定王某有一定款项和付出，其系附条件赠与，杨某不因受到馈赠而负有允诺结婚的义务，亦不因婚姻未能缔结而负有全部返还受到馈赠的责任。再结合王某认可杨某有为其花费的行为，双方亦有共同旅游的行为，相关费用应合理负担，即王某所持将其给付的钱财全额返还的主张不能成立。

然而，本院注意到杨某存在将结婚与钱财建立对等关系，多次、主动、反复向王某索要钱款用于修脚、做指甲、“5000元买鞋”“3000够干啥滴。不够逛一次街。”等较高消费，不仅超出了一般消费水平，也不顾自身无业及对方无力的情况，以至于出现交往六个月左右，花费“七八万”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对于该部分钱款，即使王某给付出于自愿，亦因杨某主动索要，而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破公序良俗，故应当返还。

对于返还的款项数额，王某虽主张其付出款项财物超逾11万元，但未有足够证明力证据证明对方确已全部收取，但上诉人微信中认可收到“七八万”，在无法就钱款及财物究竟基于上述两种中哪一种原因给予进行一一界分的情形下，本院结合杨某索要钱财的次数、金额、用途，双方交往的时间、共同旅游，杨某的花费，酌情确定杨某返还50,000元。案例索引：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辽01民终10163号民事判决书（裁判日期：2023年6月28日）

案例四：本院认为，恋爱期间，男女双方互赠未超过合理范围的财物应认定为一般赠与，该部分赠与一旦将财物交付，赠与合同即成立并生效，非因法定情形赠与人不得撤销赠与而要求受赠人返还赠与的财产；对于金额较大，明显超过双方交往期间正常开支范畴的部分馈赠，不同于一般的财物赠与，双方虽在成立赠与合同当时没有明示，但双方都明白大额度财物的馈赠行为暗含了双方将来缔结婚姻或共同生活的美好愿望，这一愿望是双方当事人成立该赠与法律关系的目的，双方缔结婚姻或共同生活是一种将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的事实，即双方的赠与合同实际上附了解除条件，自条件成就（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或共同生活）时赠与合同失效，受赠人应向赠与人返还赠与的财产。本案中，在某华与吴某恋爱的半年多时间内，某华赠与吴某大额财物共计十余万元，后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或共同生活，某华对吴某的大额赠与合同失效，吴某应当返还。案例索引：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苏02民终2119号民事判决书（裁判日期：2023年6月13日）案例五：本院认为，本案中，张某为了与屈某确立并巩固恋爱关系，多次向屈某转账，其以金钱维系爱情的意图明显，偏离了维系恋爱关系的正确路径，应该给予否定评价；屈某在没有确定与张某缔结婚姻的情况下，多次收受张某的大额钱款，也应给予否定评价。男女恋爱期间互相之间的经济给予，应当综合考虑双方恋爱过程、财物往来的数额大小以及各自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来区分是一般性的恋爱赠与，还是以某种目的或条件为前提的赠与。张某与屈某恋爱期间，多次通过微信向屈某转账，从张某向屈某转账的频次、金额、用途来看，张某为博取屈某好感或增进感情转账的数额较小的或代表特定意义金额或在特定节日、特殊日期的转账等应视为一般性的恋爱赠与。一审法院根据张某、屈某交往期间，张某支出数额及本案实际情况，考虑到双方恋爱期间的正常开支、示爱表示、屈某已经支出购物等因素，酌定屈某返还张某100,000元，并无不当。案例索引：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辽09民终593号民事判决书（裁判日期：2023年5月31日）

第二部分：婚外第三人转账返还裁判思路

案例一：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不分份额的共同享有所有权，任何一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协商一致，否则无权单独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在于某与钟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某多次向郭某微信转账，其中存在“520”、“52”、“1314”、“33.44”等有特殊含义的金额，从一般社会认知角度出发，上述转账金额超出了普通朋友之间的正常尺度。郭某主张于某的转账系偿还于某向其借用的现金，但郭某并未就此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未采信郭某的抗辩意见，并无不当。根据在案证据，于某的频繁转账赠与行为并非出于夫妻日常生活需要，事后也未取得钟某追认，属擅自处分夫妻共有财产的行为，侵害了钟某对于共有财产的所有权，钟某请求确认赠与行为无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支持钟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本案系钟某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主张赠与无效并要求返还钱款，郭某关于其也向于某转账并要求于某返还的主张，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向郭某释明可另行解决，符合法律规定。郭某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案例索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京02民终2492号民事判决书（裁判日期：2023年3月22日）

案例二：本院认为，本案中，根据被上诉人张某提交的郭某生前所用笔记本电脑中的照片、视频、微信聊天记录、郭某手机卡上的微信缴费信息截图、亲属卡解绑通知截图及二审上诉人黄某于庭审中的自述可知，上诉人黄某在郭某与被上诉人张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与郭某维持了较长时间的非正常男女关系。该行为违反公序良俗，期间上诉人黄某从郭某处获得的未经张某同意的钱款不属于赠与，被上诉人张某作为财产所有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权要求上诉人黄某返还，故原审法院判决黄某返还张某因无效赠与取得的钱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主张返还郭某使用夫妻共同财产为其购置的车辆及房屋，因车辆及房屋的现价值与原价存在差额，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返还数额问题，上诉人黄某主张郭某向其所转钱款大部分来源于案外人，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结合郭某、黄某往来款项，考虑到郭某给付黄某的款项中势必有其个人支出或与黄某共同支出的部分，酌定黄某返还张某30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案例索引：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津02民终587号民事判决书（裁判日期：2023年4月20日）

案例三：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本案中，罗某与徐某婚外同居，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徐某擅自用夫妻共同财产为罗某购买店铺，违反了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侵犯了兰某的合法权益。罗某接受涉案店铺并非善意取得，应予返还。案例索引：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申13363号民事裁定书（裁判日期：2019年2月15日）

案例四：本院认为，邱某在与熊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王某交往，并多次向王某转款或为其支付相关费用，上述款项均属于邱某对王某的无偿赠与。结合一审原告熊某的诉讼请求，本案案由应为赠与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邱某作为夫妻一方与他人婚外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夫妻之间负有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义务的规定，违背了公序良俗和婚姻伦理秩序，其行为应予以谴责。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所有财产，除有特殊规定外，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夫妻一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不得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邱某以与王某发展不正当男女关系为目的对王某的赠与超出了日常生活需要的范畴，其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王某的行为既违背了法律规定，亦损害了熊某的财产权益，该赠与行为依法无效。王某在本案中系无偿取得财产，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法定构成要件，一审判决认定其系善意取得系对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故上诉人熊某要求王某将从邱某处取得的财产予以返还的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案例索引：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鄂07民终416号（裁判日期：2023年6月8日）

案例五：本院认为，首先，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应当经共同所有人同意，但是共同所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在夫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夫妻双方对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本案中，常某与赵某发展婚外情关系，并通过自己的不同银行账户向赵某的银行账户进行转款，期间，亦存在大量微信消费支出、大量取现、对家庭成员之外的医疗费等其他费用支出，上述行为系常某在与秦某的婚姻存续期间所实施的擅自处分家庭共同财产的行为。其行为既非日常生活所需，又未取得共有人秦某的同意或追认，且上述行为建立在有悖于公序良俗的婚外情关系上，严重损害了秦某的合法权利。因此，赵某从常某处所获得的财产没有合法依据，且造成了秦某的损失，属不当得利，赵某依法应予返还。案例索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京02民终2082号民事判决书（2023年4月27日）

案例六：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毕某接收案涉财物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邢某与刘某系夫妻关系，刘某未经邢某同意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其通过本人账户多次向毕某大额转账共计7726998元，毕某应对取得案涉款项的合法性依据承担举证责任。现上诉人毕某主张其接收案涉款项并非基于刘某的赠与行为，而是公司经营行为。但现有证据仅能够证明毕某收到刘某的部分款项用于投资汽车销售，但是并不能证明该款项系刘某委托毕某进行投资销售且其投资收益已全部返还给刘某，也不能证明刘某与毕某之间基于合法的委托关系、雇佣关系发生上述转款。即上诉人毕某无据证明其接收案涉款项具有法律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毕某构成不当得利，并返还案涉款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上诉人毕某二审中虽然提交案涉威尔法车辆的登记信息，证实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为邢某，但其明确表示不要求从案涉返还款项予以扣除，故本院不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