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借款人在同一借条上签名是否必然认定为借款保证人？为逃避债务，办理“假离婚”可行吗？在KTV厕所摔倒，KTV是否担责？接下来的三则小视频一一为大家解答

Ps:整理下述三视频的相关案例信息，供大家参考哦！

《借款担保纠纷》

与借款人在同一借条上签名并非必然认定为借款保证人

——史某虎诉滑某西担保合同案

基本案情：2014年5月23日，史某虎向案外人唐某银银行账户存入30万元。6月1日，唐某银向史某虎书写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史某虎现金伍拾万元整（5000000，此款全年付息壹拾伍万元整，半年付息一次）。”借条下方落款处依次为被告滑某西、唐某银及唐某银妻子高某华的签名。另外，借条右下方还加盖有唐某银经营的粮油加工厂的印章及其本人的印章。

当事人就滑某西是否为涉案借款的担保人产生争议，诉至法院。

裁判要旨：在借款合同中仅有签字或者盖章，但有其他证据证明其签字或盖章具有保证的意思表示，则签字人或者盖章人应承担保证责任。该其他证据包括借贷合同中已有第三人签字或盖章具有保证作用的条款，或过往的交易习惯中签名即具有保证的意思表示，或磋商过程中形成的往来函件、通信记录中已对保证形式另行进行了明确的说明或约定等。而作为见证人、中间人或介绍人在借款合同中签名或盖章，此种情形不能认定保证关系的存在。无论是当事人订立保证合同，还是第三方单方出具保证书或以保证人身份签字或盖章，均需以第三人有明确的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为前提。若根本欠缺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内容，即使在相关债权人凭证上签字或盖章，仍然不能认定保证关系成立。就本案而言，被告滑某西与案外人唐某银、高某华在借条下方签名，根据原告的陈述及被告的答辩，从形式上看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见证人或介绍人，或者是借款保证人。由于借条上仅有滑某西的签名，原告针对被告的抗辩未提供其他的证据进一步证实滑某西在借条上签名时有保证的意思表示，故该签名仅能证实滑某西具有见证人或介绍人的身份，不是涉案借款的保证人，故无须承担保证责任。

《民间借贷纠纷》

涉夫妻共同债务案件，应甄别是否存在恶意逃债企图

——喻某冻诉韩某等民间借贷案

基本案情：夏某勋与韩某系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喻某冻作为甲方，夏某勋作为乙方，盛汇公司作为丙方、见证方共同签订借款合同若干。后夏某勋逾期不归还欠款，喻某冻遂将夏某勋与韩某共同诉至法院。另查明，夏某勋与韩某在借款发生后登记离婚，且达成离婚协议，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债务均由夏某勋负担，全部财产归韩某所有，且离婚后双方共同产生多笔高数额消费。

裁判要旨：审理夫妻共同债务案件，应综合审查夫妻财产分配情况、生活消费支出情况及非举债方主要经济来源等情况，综合判断非举债方在何种程度上受益于举债方生产经营活动，甄别是否存在恶意逃债企图，从而依法作出相关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本案中，借款凭据无配偶方签字，借款金额亦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显然债权人有责任举证证明该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但债权人很难出示直接有效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质证情况，应重点从三个方面进行审查：即非举债方的经济来源情况、离婚时的财产分配情况、离婚后的消费支出情况。通过综合审查夫妻双方婚内及离婚后的主要财产分配情况，生活收入来源情况，消费支出开销情况，经营活动受益情况，发现女方婚内经济收入主要缘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离婚时约定有价值的主要财产归女方所有而债务却由男方承担，离婚后夫妻具有持续的共同高消费活动，据此认定本案借款虽系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但实际用于并惠及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及共同生活消费，从而判令夫妻双方应对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侵权赔偿纠纷》

公共场所管理者安全保障义务范围及责任比例承担

——曹某诉上海奉迪娱乐有限公司健康权案

基本案情：2016年7月2日晚，原告曹某在被告奉迪公司经营的一家KTV唱歌。次日凌晨零时许，原告在上卫生间时不慎摔倒，致其受伤。原告以KTV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其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被告奉迪公司作为娱乐场所的管理人，应对其所经营的场所包括卫生间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其在卫生间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使用铁质卫生纸筒，对使用其卫生间的人员均造成了潜在的安全隐患，且与原告的受伤或是伤势的扩大存在因果关系，故被告奉迪公司对原告的受伤负有一定的责任。在受害人过错的认定上，应当考虑两个要素：第一，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损害结果的扩大具有故意或过失；第二，受害人的过错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具有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因受害人的过错而发生或扩大的损害与加害人导致的损害须具有损害的同一性，即行为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与受害人的过错相结合导致同一损害。如受害人的过错导致的损害与行为人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的损害不是同一损害，则属于各自侵权，不适用过失相抵。原告作为正常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在使用卫生间时，应该知道卫生间的地面比一般地面更为湿滑，应该更加注意安全，但原告实际上并未尽到谨慎义务，故原告对其受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编者语：《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强制猥亵、侮辱罪的被害人不再专属于妇女和儿童，成年男性被性侵的救济不再是法律的空白。

【案例】 十九岁的杨某高中毕业，无合适工作，经同村在城里打工的朋友介绍，在城里一家洗衣浴会所作服务生，杨某是个老实孩子，边工作边复习功课，准备来年的高考。2019年12月份一天，来了三打扮时尚、长相漂亮的四十岁左右的女性，三人洗浴后要了一间包间打牌，并要求杨某为其提供服务。杨某但按照她们要求，倒茶点烟并陪她们聊天，期间，杨某喝了她们递给的一杯饮料，三名女性轮流与杨某发生性关系，长达两个多小时，杨某突然休克，三人吓坏了，连背带驮将杨某背到楼下，打出租车送至医院，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但杨某失去了性能力（案例由真实案件改编）。

现实中，我们经常听或讨论的都是男性强奸女性的案件，往往把女性作为性侵害的受害者，男性被女性性侵的事例也并不鲜见，可能出于观念问题，即使男性被女性性侵也难以启齿，那么女性性侵男性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以下笔者结合案例展开讨论。

女性强奸男性不构成强奸罪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强奸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强奸罪是侵犯妇女性的自已决定权的犯罪，行为对象是构成要件要素之一，强奸罪的对象为妇女，而男性不是强奸的行为对象，因此，女性强奸男性并不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不会侵犯妇女性的自已决定权，即没有侵犯强奸罪中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因，女性强奸男性不构成强奸罪。

三妇女涉嫌强制猥亵罪，为共同犯罪

《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　【强制猥亵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猥亵罪是刑法修正案九修改的一个罪名，猥亵罪的对象将不再有性别限制。过去我国刑法中对于猥亵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妇女和不满14岁的儿童。《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刑法第237条强制猥亵妇女、儿童罪的条款，将猥亵妇女改为猥亵他人，"他人"当然既包括妇女，也包括男性。

所谓猥亵，是指以刺激或满足性欲为目的，用性交以外的方法实施的淫秽行为。猥亵罪只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违背男性女性或者儿童的意志，强制猥亵男性女性或者儿童，并且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猥亵既可以发生在男女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同性之间，无论猥亵对象是妇女、儿童还是男性，都构成本条规定的犯罪。

猥亵他人，是指对他人的抠摸、舌舔、吸吮、亲吻、搂抱、手淫等行为，不包括性交行为。但是对男性的猥亵是可以包括奸淫行为的。

本案中，三名妇女利用麻醉的方式，轮流与杨某发生性关系，涉嫌强奸猥亵罪。

三妇女涉嫌故意伤害罪，为共同犯罪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本案中，三妇女的猥亵行为致杨某丧失性能力，根据：

《人体重伤鉴定标准》规定：使人肢体残废、毁人容貌、丧失听觉、丧失视觉、丧失其他器官功能或者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损伤，包括重伤一级和重伤二级。

三妇女的行为已涉故意伤害罪，当然根据当时情况，不排除过失致人重伤罪的可能?

结语：根据以上分析，本案中，三妇女涉嫌强制猥亵罪，具有聚众情节，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涉嫌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三至十年有期徒刑。三妇女涉嫌强制猥亵罪和故意伤害罪，按想象竞合，从一重处罚。自刑法修正案九后，男性被女性性侵不再没有法律约束，妇女强奸男性涉嫌强制猥亵罪。

因生意周转需要，女子借他人五万余元，眼看债务无力偿还，女子竟与该男子“闪婚”，一个月后又“闪离”，究竟是“真爱”还是“骗婚”，双方各执一词，诉至法院。

近日，铜山法院审结了这起特殊的“情债”纠纷，依法判决被告刘某偿还原告陈某欠款、不当得利近10万元。

案情简介

 “借款型”诈骗罪的实务认定

编者按：

“借钱不还”型诈骗，即借贷式诈骗，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借贷的形式，骗取公私财物的诈骗方式。此类犯罪在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由于犯罪人通常都是披着民间借贷的面纱实施，而且多发于亲戚、朋友、熟人之间，因此与民事案件中的债权债务纠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必须进行严格审查，防止将债务纠纷作为犯罪处理，避免打击无辜。在司法实务中，“借款型”诈骗较难认定，如果行为人本人没有偿还能力，实际上也没有承担还款责任，在借钱时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可以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如果行为人主观方面的非法占有故意是靠推定的，行为人后续的突然还款行为可能会对抗推定的成立，这给认定“借款型”诈骗带来的难度。笔者认为，应综合考虑其他因素综合判断是一般的民间借贷还是“借款型”诈骗罪。

“借款型”诈骗罪与民间借贷有以下几点区别：

一、行为人非法占有的主观意图不同。

诈骗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即行为人在借钱时就具有不归还的意图。诈骗罪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主观构成要件的，因此，诈骗人“借钱”只是其虚构的幌子，主观上根本没有归还的意图。而正常的借贷人在借款时却具有归还的意思，往往只是因为客观原因造成债务不能及时归还。

对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可以从以下几个客观方面来判断：

（一）行为人借钱的理由与实际用途。在正常的民间借贷中，借款人会告知债权人借款的真实用途，让债权人知晓借出资金的用途和风险，从而做出决定。而在诈骗案中，犯罪人通常会编造一些虚假的借款用途，如投资、工程建设等正当而且有丰厚利润的项目，使被害人产生其借出资金安全并能及时收回的错误认识。而实际上，犯罪人在获得借款后会将钱用于一些高危或者无法收回资金的活动，如用于赌博、供自己挥霍等，从而导致被害人的资金无法收回。行为人对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会反映出其借款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而借款时的理由与实际使用的异同，也可以反映出行为人在借款时是否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象的客观行为，是考察行为人主观心态的重要依据。

（二）行为人借款时的财务状况：行为人借款时的财务状况是判断其是否准备归还借款的重要因素，行为人财务状况结合其对借款的用途，能够准确把握行为人的真实心态。在很多诈骗案件中，犯罪人在本人负债累累或者没有任何偿还能力的情况下，通过虚构事实将自已装扮成富人或具有偿还能力，如谎称拥有房屋、土地、豪车等，在骗得借款后大肆挥霍，造成借款无法归还，此类情形应当认定行为人在借款时就没有偿还的意图。反之，如果行为人本人具有较好的财产条件，虽然通过虚构理由等手段获得了借款，并用于了赌博等活动造成借款无法按时规还的，但其所拥有的其他财产，如房产、汽车、股票等，能够保证债权人利益不受损失的，应当认定行为人在借款时具有归还的意图，不应认定为诈骗。

（三）行为人是否有掩饰真实身份或隐匿行踪的行为：在借贷式诈骗中，犯罪人在犯罪之前会利用假名、假住址或假证件来掩盖真实身份，在得手后便销声匿迹。还有的犯罪人虽使用真实身份，但在骗得借款后或被害人追偿过程中，又通过更换手机号码、变更居住地点等方法来隐匿行踪，这些行为也能够反映出行为人不愿归还借款的主观心态，是判断行为人性质的重要依据。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意图过程中，应当结合以上三点进行综合的分析和判断，准确把握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二、行为人采取的方式不同

诈骗人在借款时都会采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手段，导致被害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如虚构借款用于某种投资或营利性的活动，又如虚构自已的财务状况，使被害人误信其有归还的能力。而正常借贷中，借款人往往会如实的告知其借款用途，很少采用欺骗的方法。

三、行为人对借款的态度不同

诈骗人在骗得财物后不会考虑归还财物，因此在财物的使用上毫无顾虑和节制，直接造成财物的灭失，如将借款用于赌博、吸毒或个人挥霍；而民间借贷中，借款人本身具有归还借款的能力，或者将借款用于可产生合法收益的途径，以保障归还借款。

附：刑事判决书

当事人信息：

原公诉机关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某某，男。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3年7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彭水县看守所。

审理经过：

彭水县人民法院审理彭水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罗某某犯诈骗罪一案，于2013年11月13日作出（2013）彭法刑初字第029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罗某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指代理派检察员任彦虹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罗某某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

彭水县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罗某某虚构自己在重庆做工程需要资金的事实，于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期间共骗取李某某人民币2319100元，除案发前已归还李某某276000元外其余款项用于赌博、还债等。2013年7月24日，彭水县公安局民警在开县高速公路出口处将被告人罗某某抓获。另查明，案发后，被告人罗某某向公安机关提供他人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辨认笔录及照片、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电子数据、被害人李某某的陈述、证人何某某、袁某某、任某某、田某、蔡某某、吴某甲、宋某某、付某、胡某某、王某、张某、冉某、麻某某、吴某乙、刘某某、张某某、蒋某、向某某、王甲、王乙等人的证言、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拘留证、逮捕证、常住人口登记表、被告人罗某某的供述及辩解、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拘留证、逮捕证、情况说明、被告人罗某某的供述等。

一审法院认为：

彭水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罗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罗某某向公安机关提供他人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系立功，予以从轻处罚。

一审裁判结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罗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0元；二、被告人罗某某违法所得人民币2043100元继续予以追缴。

二审请求情况：

上诉人罗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罗某某找李某某借款2319100元，双方有口头协议，之后归还了李某某160000元本金和116000元利息，罗某某与李某某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不构成诈骗罪；李某某挪用公款一案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上，也载明李某某是借钱给他，而非被罗诈骗，一审判决与之相矛盾；罗某某有立功情节，依法应减轻处罚。

本院查明：

二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

本院认为，上诉人罗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其在重庆做工程缺钱的事实，掩盖其对所获资金的真实用途，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上诉人罗某某归案后检举他人犯罪，并经查证属实，系立功，可予以从轻处罚。
上诉人罗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罗某某找李某某借款2319100元，双方有口头协议，之后归还了李某某160000元本金和116000元利息，罗某某与李某某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不构成诈骗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罗某某在其已欠下巨额外债，又无稳定收入来源的情况下，隐瞒其无力偿债的财务状况，虚构在重庆做工程差钱的事实，并以高利息为诱饵，使被害人李某某误认为罗某某有可靠的投资项目，具有偿还能力，而挪用公款2319100元交由罗某某使用。罗某某在骗得资金后，除极少部分归还被害人外，将其余资金全部用于偿债、赌博和日常开销，未对所借资金进行妥善的保存或合理投资，导致无法归还。罗某某与李某某之间虽然名义上是借贷关系，但实质上罗某某是在无偿还能力情况下，多次以借为名，骗取他人巨额财物，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故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罗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在李某某挪用公款一案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上，载明李某某是借钱给罗某某，而非被罗某某诈骗，一审判决与之相矛盾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李某某挪用公款一案是在本案一审之前审判，因上诉人罗某某未参与该案审理，不能直接认定罗某某实施了诈骗犯罪，故在李某某一案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上，以李某某被骗后主观上认为的“借贷”关系来表明赃款的去向并无不当。而本案一审法院在经过开庭审理后，根据相关证据和法律规定，认定罗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符合法律规定，故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罗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其有立功情节，应减轻处罚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罗某某有立功情节属实，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一审法院根据其犯罪情节和危害后果，对其予以从轻处罚适当，应予以维持。故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二审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实行立案登记制后，人民法院仍应对当事人是否具备起诉条件进行立案审查，故当事人应提供相应证据材料。2020年施行的修正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1条基本沿袭了2001年《证据规定》第1条的基本精神，即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这里相应的证据就是起诉证据。所谓起诉证据是指用来证明当事人享有起诉权和由法院主管、受诉法院享有管辖权的证据材料。一般而言，起诉证据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1

起诉证据是当事人起诉时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在此强调了证据提出的诉讼阶段和时间，表明起诉证据是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之前起诉人所提交的证据。

2

起诉证据是指当事人为获得积极起诉后果而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这层含义侧重于举证的目的性，这里积极起诉后果构成了举证的直接目的。但要说明的是，积极的起诉后果有程序后果和实体后果之别，前者意味着起诉人的起诉被人民法院依法接受或受理，后者则是指实体期待权益的实现。起诉证据提交的目的显然首先体现为起诉的有效性和被法院立案受理。

3

起诉证据是用来证明起诉人是否具有起诉权和受诉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的证据。这是起诉证据区别于其他阶段诉讼证据的个性所在。正是由于证明对象上的特殊性，才使起诉证据具有独立意义。

过往司法实践中，除了证明符合起诉形式的证据之外，法院在立案审查时，还要审查是否同时提供了能证明诉讼请求和事实的证据。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是“起诉证据”最早的文件性依据，其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立案中，发现原告或者自诉人证明其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不具备的，应当及时通知其补充证据。”但立案审查只限于程序审查，即只审查起诉证据能否表明当事人身份或者争议的事项是什么，并不审查证据事实本身，更不允许实体审查。换言之，审查起诉时法院不考察起诉证据与本案事实之间有多大程度的关联，更无须审查起诉证据对本案事实有多大的证明力。故不能要求当事人在起诉时就提供证明其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否则，本规定中的举证时限制度、证据交换制度以及审理程序就失去了存在价值。故自从2015年立案登记制度改革之后，法院的审查则主要围绕是否具备起诉的形式条件进行，看原告起诉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形式起诉条件以及起诉状是否记载了《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的事项。符合条件的当场予以登记立案，不符合条件的予以释明。至于关于证明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据（比如，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借款500元，一般应当提供转账凭证、借条以及返还的约定等证据），在起诉阶段并非必须全部提供。在法院受理案件之后，法院会给原告、被告相应举证期，在举证期内原被告双方可再提供用以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当然，原告也可在起诉阶段全部提交，不过这并非强制性规定。如果原告拒不依照本条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则应承担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即自行承担相应不利后果，人民法院可裁定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