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员工多次被用人单位警告后遭辞退，其中一个理由是，员工在办公室有摘口罩的行为。

企业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近日，广州中院对该案作出了终审判决。

多次警告后，员工遭辞退

据了解，胡先生于2016年6月入职广州嘉某公司，于2019年7月1日被安排与广州赢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自2019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止，但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均未变动。

一审海珠法院认定，赢某公司在2019年10月22日至2020年3月25日期间共计发出数封书面警告信给胡先生，内容分别涉及：

胡先生在2019年10月22日刻意遮挡电脑屏幕，顶撞上司；

2019年12月12日在工作时间浏览与工作无关的网页；

2020年3月6日和2020年3月23日在全民抗疫期间，在办公大厅内未按要求佩戴口罩（其中一次持续三分多钟）；

2020年3月17日下午溜岗40分钟的行为。

胡先生主张，他对上述警告信的内容均提出了异议，但赢某公司并没有跟进处理。公司所称遮挡屏幕和顶撞上司，均不是事实。当时没有戴口罩，是因为有段时间因家里事情导致心情不好。

2020年3月30日，赢某公司向胡先生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表示胡先生已累计收到三封以上书面警告信，故依据员工手册及劳动合同与胡先生解除劳动关系。

胡先生于2020年4月2日向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于2020年5月20日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赢某公司一次性支付胡先生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7203.78元。赢某公司不服裁决，向海珠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企业处理过于严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赢某公司是否应当向胡先生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关键在于确定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

本案中，结合赢某公司向胡先生发出的书面警告信以及监控录像截图、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等，一审法院合理相信胡先生在工作中可能存在浏览了其他网页或者在工作时间短暂摘下口罩的行为。

诚然，作为劳动者，理应遵守公司规章制度，在工作期间积极认真、专心负责地工作，如存在上述行为，应听从劝告，及时改正。但胡先生即使存在上述行为，行为的危害性也不足以达到法律规定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程度，赢某公司据此解除与胡先生的劳动关系，未免过于严厉，故赢某公司解除与胡先生的劳动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违法解除，应当向胡先生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7203.78元。

一审判决，赢某公司一次性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7203.78元给胡先生。赢某公司提起上诉。

二审：不足以认定已严重违反

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经二审审查，赢某公司在2019年10月22日至2020年3月25日期间共计发出四封书面警告信、一封口头警告信给胡先生，一审法院对此查明事实有误，广州中院予以纠正。一审法院其他查明事实无误，二审予以确认。二审中，胡先生向法院提供了其与同事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其当时没有故意遮挡行为。赢某公司对此不予确认。

另查明，赢某公司提供的《员工手册》第十一章第2.4.16条载明，辞退的处罚的过失包括：累计收到2封或以上的事故责任书或是累计收到三封书面警告信。该司于2019年10月22日发出的书面警告信称胡先生的行为违反了《员工手册》第十一章第3项第3.2.6条。经查，上述《员工手册》中并不存在该条款。

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能否适用“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的解除条件，关键在于规章制度适用的合理性审查。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行为是否严重，不能单看行为本身，更应结合用人单位行业特点、劳动者岗位、行为发生时间地点等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本案中，赢某公司为证明胡先生已构成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向法院提供了该司向胡先生发出的四封书面警告信、一封口头警告信以及监控录像截图、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等材料。但其中2019年10月22日书面警告信的处罚依据并不存在，另对于劳动者在长时间工作过程中短暂摘下口罩的行为，虽存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的要求，但在该司相关规章制度中未作明确规定，从该行为的危害性、主观过错程度来看，尚不足以认定已达到法律规定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程度。

赢某公司以此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不当，一审判决并无明显不当，二审予以维持。二审于是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基本事实

2004年8月1日，孙某入职XX学校，从事会计岗位。

2016年8月1日，双方续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1日终止。XX学校制定的《员工手册》第7.6条规定：“……迟到或早退30分钟以上者视为半天旷工，3小时以上者视为一天旷工，主管级别双倍受罚……一年内累计三天旷工者将给予书面严重警告处罚，情节严重者予以开除处理。”

2017年2月19日，孙某签收了《员工手册》。

2017年4月17日至10月7日期间，孙某休产假。产假届满后，孙某请事假一星期，2017年10月16日，孙某上班，双方因工作安排等问题发生争议。

2017年12月1日，XX学校召开专题会议，载明：“……根据孙某旷工的违纪事实，因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而做出《最终书面警告》的决定。具体违纪事实如下：2017年11月期间，孙某多次出现上下班打卡，打卡后外出不在岗的情形，擅自脱岗，经统计仅2017年11月，孙某累计旷工天数达11天，其行为在公司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影响，经与会人员讨论决定对孙某进行最终书面警告，并告知其事情的严重性，希望其悬崖勒马，改过自新。如拒不改正公司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按照制度对其进行开除处理强制解除劳动关系。”

2018年1月3日，XX学校召开专题会议，载明：“……2017年11月期间，孙某多次出现上下班打卡，打卡后外出不在岗的情形，经统计仅2017年11月，孙某累计旷工天数达11天。2017年12月5日，公司对其进行批评教育谈话并向其送达了《最终书面警告》一份。2017年12月6日，孙某拒不改正，仍然旷工。根据公司《员工考勤管理制度》（2017年2月19日孙某签字确认）第7.6条之规定：迟到或早退3小时以上者视为一天旷工，一年内累计三天旷工者将给予书面严重警告处罚，情节严重者予以开除处理。”

2018年1月4日，XX学校做出决定，载明：“违纪事实：2017年11月期间，孙某多次出现上下班打卡，打卡后外出不在岗的情形，经统计仅2017年11月，孙某累计旷工天数达11天。2017年12月5日，公司对其进行批评教育谈话并向其送达了《最终书面警告》一份。2017年12月6日，孙某拒不改正，仍然旷工。根据公司《员工考勤管理制度》（2017年2月19日孙某签字确认）第7.6条之规定：迟到或早退3小时以上者视为一天旷工，一年内累计三天旷工者将给予书面严重警告处罚，情节严重者予以开除处理。孙某无视公司制度经批评教育拒不改正，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经公司研究决定，现对孙某做出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并在15日内为其办理档案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同日，XX学校给孙某邮寄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书，载明：“……解除您的理由是：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您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1月4日解除……”2018年1月4日，孙某离开了XX学校。

孙某向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1.XX学校支付孙某2004年8月1日至2018年1月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4000元（4000元/月×13.5个月）；2.驳回孙某的其他申请请求。

孙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XX学校补发孙某工资差额14650元（2017年10月、11月、12月少发4400元、4500元、5750元）；2．XX学校支付孙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52617.5元（11305元/月×13.5个月）；3．XX学校支付孙某产假期间生育津贴差额2655.3元。

XX学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XX学校不支付孙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4000元（2004年8月至2018年1月）。

一审法院认为

关于XX学校解除劳动关系是否合法的问题。首先，XX学校制定的《员工考勤管理制度》第7.6条规定：“……迟到或早退30分钟以上者视为半天旷工，3个小时以上者视为一天旷工……”该规定扩大了对劳动者违纪情节的认定，即使认定其构成旷工，也只能认定为30分钟或几个小时，而不能直接扩大认定旷工半天或旷工一天，这种扩大看待劳动者违纪情节的行为，明显扩大了劳动者的违纪结果，加重了劳动者的违纪责任。故应认定此规定不合理，不适用本案的审理。其次，XX学校于2017月12月5日已给孙某送达《最终书面警告》，又以孙某2017年12月6日仍旷工为由，做出与孙某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因XX学校所持2017年12月6日查岗登记表，且无相应证据印证，不能证明孙某2017年12月6日旷工的事实，XX学校据此与孙某解除劳动关系，证据不足，其理由不予采信。XX学校与孙某解除劳动关系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属违法解除。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学校支付孙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9905.54元。

XX学校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我校不予支付孙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9905.54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期间，孙某旷工达11天以上，经多次劝告无效，其行为严重违反了我校的管理制度，我校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我校不应向孙某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我校的诉讼请求。

孙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XX学校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52617.5元。事实和理由：我于2004年8月1日到XX学校从事会计主管工作，自2013年11月其至我休产假前，我的工资分为两部分发放，包括交通银行转账部分及农业银行柜面现金存款部分，我离职前十二个的平均工资计算标准应当是两部分工资的总和，一审法院只以我交通银行转账工资部分作为计算平均工资的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二审法院另查明：孙某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帐户明细分别显示其2016年7月实发工资10897.69元（5574.02元+5323.67元）、8月工资11317.7元（5574.03元+5743.67元）、9月工资10537.69元（5574.02元+4963.67元）、10月工资10809.36元（5574.03元+5235.33元）、11月工资10969.36元（5574.03元+5395.33元）、12月工资11314.13元（5698.8元+5615.33元）、2017年1月工资10471.03元（5574.03元+4897元）、2月工资10343.02元（5574.02元+4769元），3月工资10281.26元。

二审法院认为

学校是否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应否支付孙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本院认为，用人单位制定规章制度不仅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要兼具合理性，若单位规章制度过于苛刻，没有弹性空间，劳动者只能被迫接受，显然有失合理性，本案中，XX学校制定的《员工考勤管理制度》中：“……迟到或早退30分钟以上者视为半天旷工，3个小时以上者视为一天旷工……”的规定扩大了劳动者的责任，有失合理性，因此《员工考勤管理制度》不能作为其解除与孙某劳动关系的依据，且XX学校称孙某多次出现上班打卡，打卡后外出不在岗，擅自脱岗的行为，但其提供的查岗记录均无孙某本人的签字确认，无法证实孙某旷工的事实，故XX学校依据《员工考勤管理制度》单方作出解除与孙某的劳动合同的决定违反法律规定，鉴于孙某仅向XX学校主张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XX学校应当向孙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XX学校应当以孙某解除劳动关系前正常工作期间十二个月平均工资9817.48/月（扣除2017年4月至9月休产假期间），向孙某支付2008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4日期间经济补偿金103083.51元（9817.48元×10.5个月）。

综上，XX学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孙某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判决欠妥，本院予以纠正，判决如下：变更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学校支付孙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9905.54元为学校支付孙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3083.51元。

基本案情

金某（男）与胡某（女）通过网络相识，于2016年6月1日登记结婚。胡某于2016年9月24日生育一子取名金某甲。金某怀疑金某甲并非自己亲生，遂要求带金某甲一起作亲子鉴定。后胡某向金某提供了一份其自行制作的虚假亲子鉴定报告，哄骗金某称金某甲系其亲生。2019年1月7日胡某因犯诈骗罪被取保候审，2019年12月2日经淄博高新区人民院决定予以逮捕。2019年12月13日，淄博高新区人民院作出（2019）鲁0391刑初11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胡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即自2019年12月2日起至2021年6月1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胡某被逮捕后，金某再次带金某甲作亲子鉴定，鉴定结论为金某并非金某甲的生物学父亲。金某身心受到严重打击，遂向淄博高新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 判决双方离婚；2.确认金某与孩子金某甲无亲子关系；3.判决金某甲由胡某抚养，胡某支付金某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4.判决胡某返还自2016年9月24日至判决生效之日以73.18元/天（即参照2019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基数支出的抚养费；5.本案诉讼费由胡某承担。

裁判要旨

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相互尊重。本案中，胡某与他人发生两性关系，并在与金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育一子，金某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对孩子金某甲进行了抚养, 金某主张在得知自己并非金某甲的生物学父亲后身心受到严重打击，且胡某当庭表示同意离婚，故应当据此认定双方夫妻感情已经彻底破裂，金某请求判决离婚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双方对金某并非金某甲生物学父亲均无异议，本院依法确认金某甲与金某亲子关系不存在。

夫妻一方因重大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金某既非孩子金某甲的生父, 亦无其他法律上的拟制父子关系，故其对金某甲无法定抚养义务，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以为金某甲为其亲生子并对其进行抚养，造成自己现在财产减少，利益受损。胡某作为金某甲的亲生母亲，应承担抚养义务，其因金某的抚养行为免于支出其应负担的抚养费用，可视为其财产的消极增加，胡某由此获益，故金某享有不当得利请求权，其参照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请求不当得利返还并无不当，胡某于2019年12月2日被逮捕，故2016年9月24日至2019年12月1日的抚养费应计算为42 554元（73.18元∕天×1163天∕2人），胡某还应按此标准支付2019年12月2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的抚养费（按1人计算）。金某甲现已四周岁，胡某入狱后金某甲一直跟随金某及父母共同生活，其非金某亲生子一事不可避免会给金某造成精神损害，金某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但金某要求的数额过高，法院结合胡某的过错程度、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等相关案件事实酌定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 000元，金某多主张部分，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裁判结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一千零九十一条、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一、准予原告金某与被告胡某离婚；

二、确认金某与金某甲不存在亲子关系，金某甲由被告胡某抚养；

三、被告胡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金某精神损害抚慰金10 000元；

四、被告胡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金某2016年9月24日至2019年12月1日的抚养费42 554元及其他抚养费（自2019年12月2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73.18元∕天计算）；

四、驳回原告金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例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作为体现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对我国现行的《婚姻法》进行了调整纂修。可不要只记住了一个离婚冷静期制度，《民法典》中新增及调整内容还有很多，且都与婚姻家庭生活息息相关。今天给大家介绍，《民法典》中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离婚损害赔偿，是指因夫妻一方的重大过错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过错方应对无过错方的损失予以赔偿的制度。

一、新旧内容之对比

我国《婚姻法》在2001年修改时，加入了有关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内容。原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而《民法典》在原来第四十六条的基础上，增加了“有其他重大过错的”的情形，并删除了“有配偶者”。具体条款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

二、新增内容之现实意义

由上述新旧法条对比可知，“有其他重大过错”的情形是本次《民法典》新增的概括性兜底条款，扩大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

之前，在离婚案件的审理中，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仅限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况。但是现实中，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破坏婚姻关系的过错行为却远远不止这四种。所以一千零九十一条在四十六条原本封闭的坚硬壁垒中打开了一条充满弹性的柔韧开口。

当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嫖娼、吸毒、赌博、多次出轨、与他人生育子女等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过错行为时，无过错方如果依然无法获得救济，未免有失公平。现在有了第一千零九十一条，在发生类似情况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关于重大过错的认定，充分保护无过错方基于婚姻家庭关系衍生的合法权益。

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

（一）适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前提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侵权责任法》在婚姻家庭领域的延伸。所以在适用时，应当符合侵权的构成要件，即一方对离婚存在过错、实施了违法行为、造成了损害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二）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

配偶之间应当相互忠诚、相互尊重。无论是为了惩罚过错方，还是为了补偿无过错方，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和谐文明、互助有爱的婚姻家庭关系。所以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有无过错一方才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偿。如果夫妻双方都存在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过错行为，则不符合主体要求。

（三）无过错方的损害结果不限于财产损失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中规定的损害赔偿，既包括物质损害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无过错方均有权要求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有关规定。本案中，金某提出了精神损害赔偿，法院依法对该请求进行了判决。

（四）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时间要求

虽然《民法典》对此没有要求，但是根据既往的相关规定，一般情况下，无过错方作为原告起诉离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应在离婚诉讼中同时提出。无过错方作为被告且不同意离婚的，应在离婚后一年内单独提出。值得注意的是，离婚后另行提出损害赔偿的一年期间，为法律上的除斥期间，不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  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第一百七十九条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修理、重作、更换；

（七）继续履行；

（八）赔偿损失；

（九）支付违约金；

（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十一）赔礼道歉。

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

本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一千零七十九条  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第一千零九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

（二）与他人同居；

（三）实施家庭暴力；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五）有其他重大过错。

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 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7号）

第一条 因人身权益或者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受到侵害，自然人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第五条 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权行为的目的、方式、场合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理诉讼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一审诉讼请求 

乙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

1、判令被告每月支付原告婚生子、婚生女抚养费每月3000元，暂计算至2020年11月为66000元；

2、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将17号门头房办理到原告名下；

3、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精神赔偿金50万元。

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诉讼中，原告书面申请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

一审认定事实

原、被告原系夫妻关系。

2018年4月2日原、被告通过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离婚时双方以离婚协议书的形式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债权债务等进行了约定，协议书中与本案相关的约定为：“购置门头房17号预付款二十万元（200000.00）元整归乙女所有.精神赔偿：鉴于男方要求离婚的原因，男方应一次性补偿女方精神损害费伍拾万元整，精神损害费5年之内给清。”。

原、被告协商未果，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形成纠纷。

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实施家庭暴力，离婚前被告与婚外异性同居，以此为据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被告对其主张及所举证据予以否认。

一审法院裁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两个，一是原告要求被告协助将17号门头房办理到其名下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二是原告要求被告立即支付精神赔偿金50万元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

关于第一个焦点，原告以双方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手续时所达成的离婚协议为依据，提出涉案房产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按照双方的约定涉案房产的预付款归原告所有，而非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该房屋亦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原告依据离婚协议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否成立，首先，该项请求性质上属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内容，本案中，原被告在离婚协议中对精神损害赔偿的约定属附条件附期限的民事行为。其次，原被告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的精神损害费支付的理由是：“鉴于男方要求离婚的原因”。再次，原告主张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与婚外异性同居，故约定精神赔偿，对此被告予以否认，原告亦无合法有效证据证实。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故婚姻关系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应符合上述法定条件。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判决：

一、驳回原告乙女要求被告甲男协助将17号门头房办理到其名下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乙女要求被告甲男立即支付精神赔偿金50万元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主张

乙女上诉事实与理由：

一、2018年4月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愿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严格遵守，上诉人依此向被上诉人主张精神赔偿金50万元，有事实依据，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地点为临淄区民政局，民政局有专业人员指导离婚，对离婚协议书的内容及效力有详细解释，并现场见证整个离婚过程，指导离婚协议书的签订。

(2)上诉人主张的50万元精神赔偿金，名为“精神赔偿”，实为对财产分割的“折价补偿”。通过离婚协议书，明显发现：上诉人放弃了房产、车辆的所有，把房产赠给了孩子，还承担了大量的债务。被上诉人却实实在在获得了价值50万元的车辆。

(3)“鉴于男方要求离婚的原因”是上诉人获得精神赔偿的原因。男方为什么要求离婚?为什么自愿赔偿?一审法院不去调查，只是做字面意思理解，以此认为精神赔偿不应支持，上诉人认为此理由太牵强。

(4)上诉人一审提交了被上诉人家庭暴力、有婚外情的照片和视频材料，以及上诉人与女儿聊天记录，刻录光盘提交法庭，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故意对此证据不予考虑。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上诉人认为，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以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为由向人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规定。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适用范围应是对于还未离婚，或者离婚协议书没有对精神赔偿约定的情形。本纠纷，是离婚协议书已经对精神赔偿进行了约定，处理本纠纷应适用合同是否有效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适用婚姻法四十六条，显然错误。参考案例：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民终4020号民事判决。

综上：恳请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被上诉人辩称

甲男辩称:

一、答辩人与上诉人乙女签订的《离婚协议》，公平、合理的分割了两人的共同财产与债务，并且乙女取得的权益要多于甲男。财产与债务分割情况：1、房产归子女所有；2、应收账款18万元归上诉人乙女所有；3、双方共同拥有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乙女）名下所有资产归（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归乙女所有；4、车辆一辆归甲男所有；4、债务：甲男偿还14万，乙女偿还11.4元。

由《离婚协议》约定的财产和债务分割来讲，甲男分割到的财产要少于乙女，但甲男承担的债务要多于乙女。因此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叙述的“精神赔偿”是基于上诉人取得的较少财产的“折价补偿”是不准确的，本案不存在“折价补偿”的事实依据。

二、答辩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夫妻一方存在过错请求精神赔偿的情形，在答辩人和上诉人婚姻存续期间，答辩人不存在家庭暴力、出轨、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不应支付“精神损害赔偿”。

1、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相应证据来证实答辩人存在过错，但经过一审开庭审理质证，法庭未予以采信。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再次提到一审经过质证的证据，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故意不考虑相应证据，实质上是上诉人要求对于一审未采信的证据经过二审法院再次审理，这是对诉讼资源的一种滥用，不应得到支持。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只有符合该规定时，无过错方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答辩人不存在该条法律规定的情形，在婚姻存续期间不存在过错，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

3、上诉人提出精神赔偿金依据的是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离婚协议》显示，甲男支付精神抚慰金是基于“男方提出离婚的原因”，这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并且夫妻一方提出解除婚姻关系，是基于人身权利，是婚姻自由的一种体现，而一方在主张权利时却反而要承担较大的义务，也不符合《婚姻法》的立法本意。

二审法院裁判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9年6月7日、6月13日、6月20日、9月3日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宗。拟证明离婚后两人就离婚前的矛盾和离婚的原因以及离婚后的孩子抚养、财产分割等进行交谈，并且被上诉人提出过再次复婚，因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复婚未成。综合看出，离婚协议书中被上诉人对精神赔偿的意见是被上诉人的自愿行为，应实际履行。另再次提交一审时提交的光盘一张，此证据因为一审法院没有在判决书中列明，包含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还有婚生女的聊天记录，以及视频一份，被上诉人和其他女性在离婚前共同居住的情况。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需要庭后核实，并于3日内向法庭提交书面意见，关于2019年6月7日的聊天记录，在聊天记录中显示为甲男的一方，明确说明“我和XX在一起的时候咱俩已经离完婚了”，该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过错。对于其他证据显示甲男不存在出轨，以上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对于上诉人提交的一审时的光盘质证意见同一审质证意见。

对于双方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从上诉人提交的聊天记录一宗，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因此对于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上诉人提交的光盘，因一审已经提交过，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予以质证，本院依法不再处理。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甲男是否应当按照离婚协议书的约定向上诉人乙女支付精神赔偿金50万元。

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4月2日签订离婚协议协议离婚，该离婚协议明确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并约定“鉴于男方要求离婚的原因，男方应一次性补偿女方精神损害费伍拾万元整，精神损害费5年之内给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上诉人并未提出被上诉人存在需赔偿其精神损害法定情形的有效证据，双方当事人的该约定不符合有关离婚精神赔偿的法律规定；而离婚协议中“鉴于男方要求离婚的原因”，又不是离婚纠纷中无过错方取得精神赔偿的法定情形，而是双方当事人协议达成的情形，在无明确法律规定、而协议一方当事人由不认可、不主动履行的情形下，鉴于离婚协议与普通合同存在显著的不同性质，人民法院应当对于相应约定条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进行审查，而不能径行依据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条款直接予以支持；同时，协议的约定应当明示，上诉人诉讼中主张该精神赔偿的约定实质为被上诉人对其因财产分配而给予的一种折价补偿，但显然该约定中并没有财产折价补偿的意思表示，对于上诉人该项主张，没有证据证实，依法不予支持；故对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乙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01. 房屋是否设立了居住权？

自2021年1月1日起，《民法典》正式实施，其增设了一个居住权制度，即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自居住权期限届满或者居住权人死亡时消灭。居住权一般是无偿设立的，且不得转让、继承。设立居住权的房屋不得出租。鉴于上述居住权的种种限制，购房者在购买二手房时，应当同时调查该二手房是否设立了居住权。如果设立了居住权，建议购房者在确认该二手房房屋居住权注销后再行购买。

02. 房屋在出售前是否已出租给他人？

鉴于“买卖不破租赁”原理，购房者在购买房屋之前，应当调查了解该房屋是否已经出租给他人。如果已经出租给他人的，购房者即便已经购买了该房屋，也必须等到该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后才能入住。因此，建议购房者在购买二手房时必须要让房东在房屋买卖合同中承诺该房屋未出租给他人；违反该承诺的，购房者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或者要求房东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03. 房屋在出售时是否存在法院查封登记或者抵押的情形？

考虑到二手房屋一旦被法院查封或者已办理抵押登记的，将无法顺利办理过户，且购房者也可能无法顺利购得该房屋。因此，购房者在签订购房合同前，应当要了解清楚该二手房的产权状况，是否已被法院查封或者办理抵押登记。对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至房屋过户登记前的一段期间，建议购房者在购房合同中要求房东承诺，一旦因其擅自将房屋办理抵押登记或者因房东债务问题导致房屋被法院查封的，购房者有权立即解除合同，并且有权要求房东赔偿其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费用及购房同等规格房屋而多产生的费用。

注意：对于低于市场价格的二手房，购房者需要格外注意，售房者可能深陷债务纠纷而要急于出售该房产，故其开价非常低。对于该情况，建议购房者与售房者详细交流了解情况后，再确定是否要购买该房屋。即便要购买的，建议大部分资金全部进入资金托管账户，以保证资金安全。

04. 房屋的学区功能是否已经使用？

很多购房者购买二手房的原因系在于购买二手房之后，可以立即使用该房屋的学区功能，较一手商品房具有一定的优势。为此，购房者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前应当仔细询问房东是否已经使用了该房屋的学区功能。同时，本律师建议购房者在签订合同时要求房东在合同中承诺其未使用该房屋的学区；违反该约定的，购房者将有权立即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房东承担因其违约而产生的违约责任。

05. 房屋是否已被办理了户口地址登记？

对于已经利用该房屋办理了户口地址登记的，新购得该房屋的购房者恐将无法顺利将其户口迁移至该房屋地址中。因此，除了在签订购房合同时详细了解该户口问题，还需要在合同中明确该问题。如果已经有其他人将户口迁移至该房屋内的，需要承诺户口迁移的具体时间；如果违约的，需要对购房者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06. 支付购房款应当按照当地政策办理？

鉴于张家港地区二手房交易如涉及按揭贷款的，购房的首付款以及银行贷款都应当进入资金托管账户。因此，购房者即便要支付首付款的，应当将该款项支付到资金托管账户，而不是房东的个人账户。如果前期支付的价款属于定金的，为保障将来房东能够严格履行定金合同义务的，应当将该价款备注注明为定金，使之受到定金罚则的约束。

07. 二手房交易涉及哪些税费问题？

对于个人转让住房的，区分该住房自办理产权登记之日起是否满2年。如果已经满2年的，转让方仅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不满2年的，转让方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及增值税；如果已经满5年的，且是转让方家庭唯一生活用房的，免征个人所得税。

对于个人购买住房的，购买方承担的税种主要是契税，而影响契税高低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住房的面积是否超过90平方米，其二为购房方所购的住房是否系其首套家庭住房。